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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需求分析
发表时间:2007/12/15 0:00:00

稳中略快的经济增长态势,从供给方面观察,归因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制度变革等因素;从需求方面看,则得益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大基本因素的强劲增长。 
        由于支出法GDP的统计目前只有2005年的数据,我们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根据人民币兑美元的外汇牌价换算成人民币单位)来分别作为三大总需求的替代变量。总体看来,投资增速趋缓,但占比最高;消费增速加快,但相对地位却在下降;贸易顺差增速异常之快,似难持续。由此观之,我国长期持续的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以及高贸易顺差的格局将在今年得以持续,甚至有所加强。 
        一、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近些年,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新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决定总需求三大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8万亿元,略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9万亿元)。随着投资增速的加快,2005年和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达到了75096亿元和93472亿元,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高出11.8%和22.3%。2007年,尽管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往年有所回落并稳定在26%左右的水平,但由于往年基数较大,预计今年将达到11万亿元左右的规模,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出30%。如果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作为支出法GDP的替代变量,则今年投资将占到总需求的50%以上。而在1999年,以相同口径进行统计,投资占比只有40%左右。 
        投资规模的扩大虽然造成了诸如部分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但在我国新一轮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这或许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投资的行业结构清晰地告诉我们,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投资,是全社会投资的主体。这说明,在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投资不仅占比达到了50%以上,而且其增速也快于全部投资的平均增速。 
        近年来,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尤其令人瞩目。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其在全部投资中的份额也不断下降。2000年后,制造业投资开始加速增长,并于2004年超过了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如果按照2007年前8个月的增长率来推算,则年底制造业投资将达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0%。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归因于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在2001年前,我国第二产业人均投资额长期徘徊在0.5万元/人的水平。从2002年开始,第二产业人均投资额迅速上升,至2006年已经达到了2万元/人。另外,第三产业的人均投资水平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态势。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使得工业企业的效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近些年,尽管由于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导致上、中、下游企业苦乐不均,但从趋势上看,全部工业企业的亏损额自2004年以来不断下降,而销售收入和利润则连年上升。截至2007年8月份,企业亏损额已经实现了负增长,而累计利润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7%的高速度。 
        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表现得相当稳定。随着我国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投资占比一直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只是在2004年,房地产投资才被制造业投资超过。 
        持续、稳定的房地产投资,归因于旺盛的住宅消费和投资需求。在房地产投资中,住宅投资占比达到了70%强。因此,住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构成我国房地产投资的最基本支撑。以当年住宅销售面积与当年竣工面积的比例来衡量供求关系的变化,可以发现,在2007年6月份,该比例达到了187%,高于去年同期(171%),更高于2005年和2004年的水平。住宅销售面积的增长率持续高于住宅竣工面积的增长,表明我国住宅领域中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并未缓和,反有加剧之势。 
        但从区域布局来看,强劲的房地产投资显然存在区域梯度特征。从区域比较看,自2006年以来,整个房地产投资对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依赖有比较显著的下降,呈现出向全国特别向中西部扩散的态势。我们以2006年房地产投资金额最高的七省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辽宁)为例,考察其房地产投资和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可以发现,这七省市房地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已经由2004年5月份的60%下降到2007年5月份的50%,下降幅度达10个百分点,而同期该七省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下降了5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七省市的房价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则以实物衡量的该七省市房地产投资比重要下降得更多。 
        总之,当前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反映的是我国的工业化正在全面转向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历史进程;而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则集中体现出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 
        二、消费分析:得益于收入增长和就业增加 
        在收入增长和就业增加的积极推动下,2007年的国内消费高速增长。2007年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达到了15.7%,比2006年同期高2.2个百分点。不过,鉴于投资和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更快,在支出法统计的GDP中,消费所占的份额可能会略有下降。 
        消费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归因于居民收入出现了明显的增长。2007年1、2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高达19.5%和17.59%,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分别高达15.17%和17.47%。这些数据均较往年同期有显著的提高。以往的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自1999年后略为上升,但变化不大,因此,决定居民部门消费多寡的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多少。据此判断,要想提高我国的消费率,最根本的战略应当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除了单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可能略有提高之外,居民部门收入增长乃至消费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就业的增长。从城镇单位就业来看,就业总人数自1999年持续下降后,从2005年底开始明显上升。在城镇单位的就业统计中,包括“国有企业”就业、“集体企业”就业和“其他企业”就业。从1999年以来,“其他企业”就业人数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是,受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的影响,2003~2005年,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没有显著变化。从2005年底、2006年初开始,“其他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超过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从而使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逐步回升。 
        城镇单位就业只反映了较窄口径的就业变化,而三次产业的就业情况则可以反映更为宏观的状况。以往的研究已经指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依然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波动,是增长型经济的波动。在这种波动中,非农就业占比的年度变化与主要经济变量(如GDP增长率、投资率等)高度同步。在本轮周期中,2003年非农就业占比出现了明显上升(当年上升0.9个百分点),此后速度逐步加快。在2004、2005和2006年,非农就业占比的年度变化维持在2.1和2.2的水平———这种状况与上轮周期中的1993、1994和1995年如出一辙。随着非农就业占比的上升,从2003年直至今年1季度,GDP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的高平台上。 
        进一步将非农就业的变化拆分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变化,则可以看到,本轮周期中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的上升主要归功于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就业的占比一直以一个相对平稳的速度增长。 
        总之,未来消费能否得到持续的刺激,本轮周期的上升段能否被拉长,其决定因素在于非农就业是否能够持续增加。鉴于第二产业投资和就业的波动性较大,为了稳定经济和稳定就业,我国未来尤其需要继续放松管制和加快改革,以推动第三产业就业的增加。此外,劳动力的就业需要有相应资本的投入,因此,保持适度的投资率,同样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所必须。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投资的宏观调控措施,只应保持适当的力度,过度打压并不可取。 
        三、物价上涨:可能是局部的短期冲击 
        在强劲的总需求带动下,不仅实际经济增长率略快于潜在增长率,而且,物价水平也呈抬头趋势。不过,当前物价的快速增长几乎完全是粮食价格所致,不太可能形成全面、持续、不可容忍的通货膨胀;换言之,当前的物价上涨可能只是局部的短期冲击。 
        考虑到驱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在周期的高涨阶段,亢奋的投资是以总需求的面目出现的,这不仅将直接拉动各类商品价格的上扬,而且也将带动原材料、动力和燃料价格的上涨,后者又将推动企业成本乃至最终产成品价格的上扬。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的冲击(如1988~1989年的价格闯关和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2004年国际大宗原材料和石油等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加大物价上涨的力度。随着先前投资逐步完成和转化为实际的产能,经济周期进入下降阶段,此时,商品的供给增加,同时对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需求下降,这又将推动各类商品价格的逐步回落。 
        2007年的物价上涨显然不同于以往。一方面,PPI自2004年10月份以来就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至8月份,其同比增速只有2.6%;另一方面,CPI不断上升,今年8月份同比增速高达6.5%,比去年同期高5个百分点。CPI和PPI的这种不同走势是否意味着驱动我国经济周期的力量正在由投资转变为消费?果真如此,那真应该是幸莫大焉。然而,从总需求的分析看,似乎不是如此。此外,众所周知,当前的CPI还主要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缘故,剔除粮食价格因素之后的非粮食CPI仍然保持在低于1%的水平。 
        2004年出现的情形,我们发现,目前我国CPI的变动可以用标准的农产品价格调整的“蛛网模型”予以解释。也就是说,存在这样的循环:食品价格上升、农业利润上升、产量上升、价格回落……。由于需求的相对刚性,农产品价格向均衡点回复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供给的弹性。因此,应对这种价格变化,调控的着力点更应该置于供给面;以需求管理为主不仅难以奏效,而且可能会造成未来调控的困难。 
        总之,从PPI和CPI的不同态势以及CPI构成的变化看,我们依然坚持认为:全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太可能在我国发生。此外,支持这个观点另一个依据是文对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和储蓄投资关系的分析。不仅2004年以来我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同潜在增长水平基本相符,而且投资和出口的高增长仍然得到国内高储蓄的有效支撑。换言之,我国经济至今并没有出现总需求显著超过总供给的情况。